天辰娱乐|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1901—1931）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他被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山祖’和第一人”，是“把马列主义的鲜明的旗帜插到文艺园地上来的旗手”，又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这些身份标签注定使他在社会—历史学层面上、在“现代”这个“卓越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中，具有持久而巨大的阐释价值。蒋光慈是一位敏感多思、具有多重性格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置身于动荡的时代变局、扰攘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党争纠葛之中，遂成为一个集结了多重社会关系和性格矛盾的多元化人物，成为探究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诸多“关系问题”与“革命文学谱系”的一把锁钥，因而举凡研究安那其主义与共产主义、民族解放与世界革命、都市空间与文化市场、理性启蒙与阶级翻身、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文学自由与组织纪律、“立三路线”与左倾幼稚病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绕过蒋光慈的诗歌和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蒋光慈的“外部研究”仍存在明显的“文学史的惯性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战争思维倾向依然比较严重；加之历史变迁导致大量一手资料的湮没和被遮蔽，遂使历史原貌和作家的真实生活都不可能真正保持本真形态。因此，当下的研究者与其纠缠于外部的研究论争，不如怀抱“了解之同情”的心态进入蒋光慈作品内部，探究其文学历史内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意义，以破除蒋光慈研究中的“两极阅读现象”，庶几更具学术增殖意义。天辰平台注册

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属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代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对于“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的批判，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这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报告文学式小说：蒋光慈的跨文体“非虚构 写作”尝试

《汉书》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从源头上揭示了中国小说的通俗性、虚构性和社会性传统。美国新批评理论则认为：“‘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而文学的核心性质是“虚构性”。按照上述古今中西的小说标准衡量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裤党》《最后的微笑》《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代表作，就会发现其通俗性与社会性突出，而虚构性和幻想性不足，这些作品似乎多脱胎于报告文学和社会调查，因而可称为“报告文学式小说”或“新新闻体文学”——对于这一文学新品种，西方文学界也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有了相应的命名：“《根》的作者哈利称其为‘事实性小说’；沃尔夫用的是‘新新闻体文学’；梅勒则谓之‘生活实录小说’；但卡波特‘非虚构性小说’的提法似乎最明确、最严谨，因此被比较普遍地接受”；这类非虚构性小说“确实创造出某种既非小说亦非报告文学的形式和技法，它们似乎颇能代表当今叙事文学的潮流；也许，这种从小说中变出的‘异化’形式正是小说在文学史上最后的一点贡献”。因而我们可以藉此断言，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批非虚构写作或“新新闻体文学”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的文体创新价值。天辰平台注册

蒋光慈小说的实录性、非虚构性或报告文学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种创作情形中：天辰平台注册

（一）书信体与日记体的运用。比如《少年漂泊者》以汪中致维嘉的书信形式讲述自己从袁世凯复辟到五卅运动期间的颠沛流离经历，再现进步青年由个人反抗走向集体革命的过程，以鲜明的阶级情感对中国彼时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全面批判。书信体不仅强化了作品的亲历性与真实感，也便于心理描写、议论抒情和阶级革命观念的宣扬，因而“《少年漂泊者》不但是第一部较长的无产阶级小说，而且包含了大部分在以后共产主义小说所有的地道的主题”，比如英雄成长主题、反帝反资反军阀反专制主题，以及“个人反抗—阶级革命”模式、社会剖析模式、“卡里斯马”模式、正反对立模式、“革命加恋爱”模式、“报告文学式小说”模式等等，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美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他如《冲出云围的月亮》是一部日记、回忆录和口述实录相结合的小说，可谓女性版《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主体则是高丽人李孟汉的回忆与口述……众所周知，书信、日记、回忆录和口述实录属于说明、新闻、史传等实用文体，它们被引入小说创作后，不仅使读者获得了强烈的共情、共鸣和代入感，而且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与教育作用。因而可以说，蒋光慈跨文体写作的成功尝试，是其对新文学的重要艺术贡献。天辰平台注册

（二）自叙传与“同人文”书写。《短裤党》《鸭绿江上》《徐州旅馆之一夜》等作品讲述的故事多为蒋光慈亲身经历或参与其事、耳闻目睹，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痕迹，故而不仅细节真实、环境和人物具有典型性，而且其抒情议论情真意切，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而“《野祭》中的陈季侠、《菊芬》和《弟兄夜话》中的江霞，甚至《少年飘泊者》中的汪中，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是蒋光慈的化身”；更值得注意的是，“维嘉”这个名字出现在《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等作品中，蒋光慈名号“蒋侠生（僧）”的谐音缩写“江霞”则多次出现在《菊芬》《弟兄夜话》等小说里，这使蒋光慈的多篇小说具有了“同人小说”的连续性与互文性，这在现代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的创新。

（三）报告文学式小说的写作探索。1927年4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蒋光慈仅用半月时间便创作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发动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文献式的报告文学”作品《短裤党》，塑造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一系列新人形象，力图写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最后的微笑》给人的震撼不仅在于那个不堪忍受屈辱和压迫从而向工贼、密探复仇的纺织工人王阿贵形象，还在于通过工贼李盛才之口道出了“官方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分野：“人一辈子顶要紧的，是快活快活；能够弄到钱的时候，就多弄几个钱快活一下，旁的什么都是狗屁……我现在也天天喊着革命，可是我们的革命是官的，不但没有危险，而且可以升官发财，这种革命，阿贵你说，何乐而不为呢？”小说关于机会主义者嘴脸的真实记述，为后世者研究“大革命史”留下了证据，具有以文证史的意义。《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分化，王曼英这个“利用着自己的女人的肉体来作弄这社会”的复仇女神固然令人嗟叹，她所结识的“密斯P和K”、密斯W、柳遇秋、李尚志等人的言行所折射出的“革命”的多义性，则彰显出小说思想的深刻性，这也就难怪郁达夫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六次。”天辰平台注册

综上可知，蒋光慈创作的报告文学式小说，雅俗共赏，具有及时性、实录性、深刻性、多义性乃至刺激性，起到了良好的教育群众和宣传革命的效果；胡耀邦等人曾说自己是因为读了蒋光慈的小说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蒋光慈小说的革命宣传作用和艺术感染力。天辰平台注册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紧跟时代步伐的报告文学式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并非蒋光慈首创。如果说黄世仲1911年发表的讲述黄花岗起义的《五日风声》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纪实文学的开山之作，那么，瞿秋白1922年出版的《饿乡纪程》则是中国新文学最早讲述苏联革命的报告文学。蒋光慈与瞿秋白关系密切，故受其影响而走向纪实文学创作是不难理解的。只不过蒋光慈迫于新闻检查和时局压迫，在1927年创作《短裤党》这部中国城市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纪实文学滥觞之作时，只能采取亦实亦虚、亦真亦假的艺术手法；不过，这反而促成了报告文学式小说这一非虚构文体的发展。报告文学在现代中国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文体，则是在1930年代——夏衍不仅译介了日本学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而且在1935年发表了名作《包身工》，使左翼阵营由此高度重视报告文学的革命鼓动性。不难看出，在由黄世仲—瞿秋白—蒋光慈—夏衍串起的这条中国报告文学进化链条上，蒋光慈居于承先启后的位置。

概括地看来，非虚构写作在现代文坛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天辰平台注册

（一）现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不仅国际关系、政党利益、社会冲突、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就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比小说更具戏剧性，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急剧动荡的“大时代”，作家似乎只需跟踪事件发展过程和人物生平线索并再现社会环境与故事情节，就能完成比虚构小说更加吸引读者的作品。

（二）迅猛发展的新闻事业推动了新闻文体与历史文体、文学文体的结合，促成了报告文学式小说等跨文体写作的创新可能。这不仅使作者得以记录民间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且能通过口述、笔记、档案、文献等追问“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从而产生了新闻与文学依据永恒的美学原则进行完美结合的“非虚构文学的绝本”。这种跨文体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或“新新闻体小说”与单纯的历史、新闻、文学作品相比，具有多重艺术新质，比如：“（1）在（新新闻体）小说中，材料比新闻报道更集中、更完整，尤其是新闻所不及挖掘的背景材料；（2）（新新闻体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而不仅仅是其行为……这更是新闻所不能深入的；（3）作品的叙述方式极其震撼人心，高度细腻、具体、紧张的情节化场面同冷冰冰的供述、不动声色的背景材料分析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反应描写等结合穿插在一起，亦真亦幻。”天辰平台注册

（三）中国小说的“稗史”“史传”传统与现代新闻精神对接，使报告文学式小说同时具备了新闻的及时性与实录性特质、民间文学的“新历史”意识、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剖析性与批判性，从而实现了对主流历史和文学叙事的补充乃至解构。报告文学式小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既关注宏大历史与伟人业绩，也注重刻画底层草根人物群像以生动呈现细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其所生发的感染力远超过数字与口号，因为“感性上没有感觉的生命，其实就不是生命——生命，就必须是活生生的活泼泼的生在面前的命。抽象地告诉人们……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数，往往并不能够打动人——人数不是人……触目才能惊心”[16]。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所起的正是这种形象的、使人惊心的唤醒作用，其焕发出的精神力量能够“引导无数万万被压迫，被人鄙弃的劳苦群众走向那光明的，正义的，公道的地方去”。

二、现实主义小说：“正面揭露城市弊病和资本主义黑暗”的文学

蒋光慈自称是“浪漫派”，遂使既有研究大都将其创作归诸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望文生义的“泛浪漫主义”判断，因为中国学界对于浪漫主义思潮的初始界定就存在“本质定性的偏离”，“值得重新审定”。细读蒋光慈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缺乏诗性、神性、幻想性和人的内在灵性等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要素，因而，他的作品至少不是地道的浪漫主义文学。可以注意到，近年来已有学者从现实主义角度探讨蒋光慈小说的美学特质，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期即形成多种面向”，其中有一种“蒋光慈/理想面向。蒋光慈的实践也许说明，‘写实’加‘浪漫’是可行的。他在写实中坚持理想的做法，至少就文学史的事实来看，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源头所在，也可以说是‘两结合’的雏形。值得关注的是，蒋光慈初步建构了一套‘革命文学’的叙事成规，1950、6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人格、乐观精神等都可以溯源到他那里。”这一阐释虽然将蒋光慈创作划入了现实主义阵营并肯定了其文学史意义，但遗憾的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多种面向”论已经落入了“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圈套，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同样发生了“本质定性的偏离”。天辰平台注册

真正以“现代性”为准则的“现实主义文学”，并不等同于启蒙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现实主义等等流派；我们也不能因为文学作品批判了现实就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应当明确这样的前提：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只有一种，即“现实主义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正面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谴责资本主义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在艺术特色上，现实主义主张如实反映时代风貌，重视塑造典型人物，追求细节的真实”。若以此为本质标准，那么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正面揭露城市弊病和资本主义黑暗，主张写实手法。代表作品、作家有：30年代的茅盾著《子夜》、老舍著《骆驼祥子》、夏衍著《包身工》等；40年代的张爱玲著《金锁记》、钱锺书著《围城》等”。依照这个标准就不难发现：蒋光慈文学创作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天辰平台注册

（一）蒋光慈作品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尖锐攻击和激烈批判。高语罕《〈新梦〉诗集序》称赞蒋光慈诗歌具有7种现实意义，前两条即首肯其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少年的中国人，绝不在黑暗之后忍耐，绝不对那些欺压我们的谦虚，绝不让我们的庄严的国土，受强者蹂躏，绝不妄想‘天上突然落下武器’的报应，我们要自己前进！我们要鼓动革命！这是我劝光赤同志发表他的《新梦》集的第一种意思”；“我们绝不姑息，绝不苟安，绝不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妥协，一定要征服压迫和剥夺我们的人，一定要享用我们应享受的幸福，中国现代青年的诗人里具有这种态度的，光赤同志要算‘首屈一指’，这是我劝他发表他《新梦》集的第二种意思。”可以说，高语罕精准地概括了蒋光慈文学创作最重要的题旨，即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就其作品来看，蒋光慈在早期诗歌中就开始批判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存在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古旧传统混搭的“怪现象”。比如诗作《北京》最后两节给彼时的北京贴上了“灰黑的地狱”的标签：天辰平台注册

从前我未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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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北京是如何的繁华有趣；

今年我到了北京，

我感觉着北京是灰黑的地狱。

这里有恶浪奔腾，

冲激得我神昏而不定；

这里又暮气沉沉，

掩袭得我头痛而心惊。

另一首诗《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则汇集了上海租界十里洋场诸多“怪现象”的符号化意象：

汽车的吼叫声，电车的空洞声，

马蹄声，嘈杂声，混合的轰隆声，

这样声，那样声，那样声，这样声……

似觉着庞然的大城在呼鸣。

这富丽繁华的商店，这高大的洋房，

这脂粉的香味，这花红柳绿的衣裳，

这外国人的气昂昂，这红头阿三的哭丧棒，

这应有尽有无色不备的怪现象……

书信集《纪念碑》收录的蒋光慈致宋若瑜第二封信这样描写上海：“上海为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地，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众表现最明显之地，金钱的势力，外国人的气焰，社会的黑暗……唉！无一件不与我的心灵相冲突！因之，我的反抗精神大为增加了。”第三封信进一步引申：“上海为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地，实在没有什么雅趣，徒觉着金钱气焰的弥天，市侩的龌龊讨厌而已……到上海之后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真相，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无状，可以看到西方文明是什么一回事，相形之下，更可以看到东方文明之糟糕也。”蒋光慈1921年被陈独秀推荐到苏联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其创作甫登文坛就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美学特质。天辰平台注册

（二）蒋光慈作品批判了市场经济“金钱万能”的货币哲学。马克思1843年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市民社会中，“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他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位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如果说蒋光慈在诗文中对大都市的怪现状进行了象征性、符号化的定性批判，那么其小说则对资本主义金钱法则进行了细节化的形象揭示。《寻爱》中的青年诗人刘逸生想找寻一份爱情，先后向艺术系女生、女艺人和女茶房示爱，但均遭拒绝，他感慨道：“现在的世界是钱的世界，什么天才的诗人，什么恋爱，什么纯洁，简直都是狗屁。”《橄榄》中T城纱厂老板何庆三凭借财势侮弄女工，娶了喜姑做五姨太，玩腻之后又娶了六姨太。《弟兄夜话》写道：上海“有的是光滑平坦的马路，高耸巨大的洋房，繁华灿烂无物不备的商店；这里有的是车马如龙，士女如云……上海简直是乐地！上海简直是天堂……但是上海的空气太污秽了，使得江霞简直难于呼吸”。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货币哲学发挥着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的魔力：“金钱被重视的程度越深，真、善、美、荣誉、才能、健康的思想就越市场化，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就越嘲弄、轻佻、玩世不恭。它们的价值被看作与路边小摊叫卖的杂货没什么区别。将高尚的价值转化为肮脏的交易，金钱的这一讽刺性的功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上海租界金钱至上的十里洋场，所有精神创造与物质产物都成了商品，无不以货币价格的高下赋形，举凡亲情、友情、爱情、贞操、忠孝节义、革命信仰、肉体和灵魂皆可待价而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蒋光慈小说始终批判的就是这种异化的金钱万能主义。天辰平台注册

（三）蒋光慈作品批判“资本的权力”造成的阶级分化与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资本的权力”具体表现为货币的权力，其作为“异化的社会权力”，既是“规训的权力”也是生杀予夺的“生命权力”，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拥有巨大的支配力。在《最后的微笑》中，纺织厂老板生活奢侈优渥，不仅极力压榨和剥削工人，而且利用工头、工贼、密探分化瓦解工会活动；与之形成霄壤对比的是工棚区工人贫穷窘迫的生活，王阿贵等工人虽然视“工厂就同牢狱一样”，却不得不承受盘剥压迫，因为无产者一旦被工厂开除就不知何以为生。《弟兄夜话》中则有一串象征性的对照意象：“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洋大人的气昂昂，商人的俗样，工人的痛苦万状，工部局的牢狱高耸着天，黄包车夫可怜的叫喊……”这些意象对比让人们感受到了租界地里各个阶层之间的悬殊差距。在《短裤党》中：“无数万身受几层压迫的，被人鄙弃的工人——在杨树浦的纱厂里，在闸北的丝厂里，铁厂里……在一切污秽的不洁的机器室里……沈船舫好杀人，但杀的多半是工人！军警好蹂躏百姓，但蹂躏的多半是工人！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好打人，但被打的多半是工人！米价高了，饿死的是谁？终日劳苦，而吃不饱衣不暖的是谁？工资是这样地低！所受的待遇是这样地坏！行动是这样地不自由！唉！”《冲出云围的月亮》一方面描写了上海的繁华：“上海是不知道夜的。夜的障幕还未来得及展开的时候，明亮而辉耀的电光已照遍全城了。人们在街道上行走着，游逛着，拥挤着，还是如在白天里一样，他们毫不感觉到夜的权威。而且在晚耀的电光下，他们或者更要兴奋些，你只要一到那三大公司的门前，那野鸡会集的场所四马路，那热闹的游戏场。”另一方面则以“大世界”的“人肉市场”来反映底层妇女卖身为生的惨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人肉市场，在这里你可以照着自己的口味，去选择那胖的或瘦的姑娘。她们之中有的后边跟着一个老太婆，这表明那是贱货，那是扬州帮；有的独来独往，衣服也比较穿得漂亮，这表明她是高等的淌白，其价也较昂。有的是如妖怪一般的老太婆，有的如小鸡一般的小姑娘，有的瘦，有的胖，有的短，有的长……呵，听拣罢，只要你荷包中带着银洋。”蒋光慈小说就这样呈现出商品社会的不公，从不同侧面撕开了大都市光鲜面纱遮掩下的丑恶真相。天辰平台注册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于资本权力做出的反应和反抗是大为不同的：第一种是老一代的认命与忍受。《最后的微笑》中，50多岁的王兴盛在马路上被红头阿三毒打，但“他没有反抗的力量，他只有很可怜地痛哭”，还安慰自己：“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反正穷人生来就是要吃苦的。忍受吧！唉！只有忍受，没有办法！”他的妻子遇事就磕头念佛、拜关天王。老一代人的屈辱与隐忍让人想起高语罕《〈新梦〉诗集序》中关于资产阶级及其四大护法的喻指：“魔鬼已把黑暗之网，密布在我们的上下四方！昏昏的迷雾中，现出一个妖精，红布缠头，胸前挂着诺贝尔法宝，左边两个玄学鬼，好像是‘大成至圣’和‘太上老君’；右边两个玄学鬼，好像上‘阿弥陀佛’和‘我主上帝’。”正是儒、道、释乃至基督教劝人忍耐，才护佑了专制者筑造的等级秩序和阶层固化，才强化了“资本的权力”压迫底层民众的合法性；第二种是个人的觉醒及其对资本权力的反抗。这种个人主义的反抗有着安那其主义色彩，要像“炸弹”“病菌”一样把这个社会“毁灭”，比如《最后的微笑》中，王阿贵拿了革命者张应生的手枪，杀死秘探刘福奎、工贼张金魁、李盛才，最后饮弹自尽；再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眼见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屠杀，便“恨社会、恨人类，希望这世界走入于毁灭”，甚至“当她觉悟到其它的革命的方法失去改造社会的希望的时候，她便利用着自己的女人的肉体来作弄这社会”，自己也险些“与汝偕亡”；第三种是发动工人进行武装的阶级革命。无论是《最后的微笑》中的张应生、《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李尚志和李士毅兄弟，还是《短裤党》中的史兆炎和李金贵等，都是阶级革命的发动者，他们让工人觉醒：“工人不奋斗，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代表着反抗资本权力的正确路径与方向……对于如何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蒋光慈小说给出的三种方式，让人做出自主选择，很好地完成了“革命启蒙”的宣传任务。天辰平台注册

综上所述，尽管蒋光慈小说存在“标语口号化”和“革命加恋爱”等模式，叙事手法也略嫌幼稚，但不可否认的是：蒋光慈是执著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并在技艺上不断进步的作家，故而他的普罗小说在当时最为畅销、影响最大，为“无产阶级革命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报告文学式小说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第一批“非虚构写作”的成绩，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这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天辰平台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