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娱乐|凤鸣·银鱼·富春——读黄裳札记

在上海一家旧书店网购了一册黄裳的《榆下杂说》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当时只印了2500册。这是黄裳比较重要的一册集子，后来再版过。此书后记写了他对于理想的读书随笔的美好期待：“如能在浩如烟海的册籍中发现一二新鲜的意见，珍奇的记事，是不能不使人精神一振的。加以选抄、阐释，正是翻阅了若干书册以后的结果，不是可以随手拾来的。”这册书得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书后有一枚很小的书店印章，名为“凤鸣书店”。此书店由当时在上海做编辑的陆灏创办，但不久就消失了。在不少当代文人的日记、文章和书信中，均见过关于此书店的信息，故而颇有印象。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不少关于这个书店的消息。诸如王元化、黄裳等海上文人皆曾为这家书店签名出售，扬之水还曾帮着在北京联系出版社买书，施蛰存也曾在书店寄售过一批旧洋书，据说后来被研究民国上海的李欧梵买走了一些。

北京的《读书》杂志也曾刊登过凤鸣书店的广告，写得很有味道，其中有这样一句，很令人动心：“诗曰：‘凤凰鸣兮，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鸣未必寓意于此，但总之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不过，重要的是在求友吧。如果真的能够成为书友们常常聚会的小小书屋；或者，以书为媒，系一脉爱书人的情愫，那么，‘凤兮凤兮’，一鸣之下，当不会寂寞的。”作为凤鸣书店的主人，陆灏当时尚是《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结识文人名流甚多，因此凭借这种资源，为读者介绍一些好书，求得一些签名本，也是好的；而从另一个方面，在人文著作出版不甚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初，这样一个文人书店，也为不少文人的著作获得了更多的读者。这是网络时代之前所留存的一点读书人的古风，乃真正是意在“求友”。诸如黄裳的这册盖有书店名章的《榆下杂说》，虽然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但在凤鸣书店还是颇售出了不少呢。天辰娱乐

黄裳有一册书话集，名为《银鱼集》，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书名取得清雅又可爱。三联书店在范用主编时期，曾先后出版过黄裳的《榆下杂说》《翠墨集》《珠还纪事》和《银鱼集》等多册，其中除《银鱼集》外，皆由范用先生亲自操刀设计封面。这册《银鱼集》，封面上用黄裳的手迹作书名，底图为几条可爱的游鱼，别无其他元素，甚至连出版社名也省略了，真是分外地简洁、古朴与雅致。此书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图书装帧家钱月华，钱先生设计的著作曾获得过全国图书装帧评比一等奖。但恰恰是这个封面，被很多书衣爱好者所议论，以为虽然雅致，但“图不对题”，显然是“美编偷懒”，甚至还有为钱先生的设计进行辩护的，以为“感觉好就行”。我翻阅此书的后记，不难发现黄裳对于书名中的“银鱼”有着明确的解释：“有时打开一本旧书，会忽然发现一条两三分长的银灰色的细长小虫，一下子就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显然，此“银鱼”乃是书虫的另一种别致的称呼。黄裳还说，古人的题跋之中就有“银鱼乱走”的句子，而据说有的虫子三次吃掉书叶里的“神仙”字样，就成了“脉望”，并感叹说：“真是值得羡慕的虫子”。天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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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喜欢藏书，爱写书话文章，但若出书在书名中找出可供钳入一个和“书”字有关词语，则是恐怕已经被他人用尽了，故而便选用了一个“银鱼集”这样的名目。但既然此书名乃是书虫的别称，何以被设计者理解成为水中畅游的银色小鱼呢，难道真如读者批评的那样，设计家不读书之故？恰好手边有一册范用先生编选的《存牍辑览》，我粗翻阅了一下，发现里面收录黄裳致范用的一封信，谈的正是他对这册集子的封面的设想。在这封信中，黄裳写道:“关于封面设计，请你考虑决定即好。寄上一本《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其中第八十二条有三条鱼，颇古朴可爱，是否可以加以利用。或制一满版作衬底，或作为上下镶边，各安排一长条，或仅用一条。我没有经验，请决定。”由此可以断定，封面采用“银鱼”而非“书虫”，其实正是黄裳本人的意见，甚至设计的整体构想，也是按黄裳的意图来操办的。因手头没有黄裳所说的那册古书，故而不知道作为美术编辑的钱月华先生是否采用了黄裳所推荐的“颇古朴可爱”的“三条鱼”图案？天辰娱乐

黄裳除了书话散文之外，在游记写作上也是颇为用心的。上世纪80年代初，黄裳写了不少“游山玩水”的文章，颇为人称道，对此，他自己也是很看重的。每编散文选集，黄裳总是将游记散文作为重要篇目，诸如《过去的足迹》《好山好水》《黄裳自选集》等集子，均是如此。黄裳的游记代表作还有《金陵五记》《新北京》《山川·历史·人物》《晚春的行旅》等集子，其中文章的内容多为寻访古迹、凭吊历史、搜求旧籍、领略山川，可谓后来流行一时的“文化大散文”的滥觞。但黄裳的这些游记文章，区别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还在于其中有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深深的个人寄寓，试图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接通当下的现实，从而以他摇曳动人的笔触写出个人的意见和态度，这是一份书生所抱有的情怀，也是一种文人所独有的情结。可以说，黄裳的这些游记散文，绝不是摘抄一些历史的典故，也绝不是简单空泛地谈论一些文化命题，而是带有鲜明的个人态度和情绪的，这也正是黄裳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天辰娱乐

黄裳的游记散文之佳，乃是有目共睹。倒是读范用先生编选的《存牍辑览》时，发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却是少人关注的。黄裳在给范的信中曾屡次提及他的一个想法，即是编选一册以《富春集》为书名的游记文集。后来大约是所编的内容过多，经过一分为二才得以出版，也便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山川·历史·人物》和《晚春的行旅》。前者后来在内地的花城出版社出版，改为《花步集》，后者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该社策划的“骆驼文丛”之中，但不知为何，《富春集》这个十分优美的书名却一直未能采用。文集《晚春的行旅》中有一篇写于1981年10月1日的游记《富春》，他说不仅仅因为这条江水有一个“非凡美丽的名字，仿佛一提起就会梦见在烟峦云树中隐约出现的一位仪态万方、丰神绝世的美人”，更重要的是，这条江水还与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元代画家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和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等名作有关。由此可见，黄裳拟命名的《富春集》，乃是有着一种深深的文人寄托在其中的。想来若有有心人再编选其游记文选，何不就用此书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