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鲁迅的别样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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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春节在爆竹声中度过,这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最大节日,家人团聚在一起辞旧迎新,享受着节日的快乐。
名人与普通人一样,每年春节都有不同的过法。近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在1924年2月7日春节后创作完成的小说《祝福》,描写了农家寡妇祥林嫂几经逝夫丢子等生活的磨难,为了所谓的“赎罪”,她千辛万苦攒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被迫离开鲁四老爷家。最后,在鲁镇人的除夕祝福之际,她沿街乞讨,在鞭炮声中冻死在雪地上。
鲁迅为什么会写出如此凄惨的《祝福》,除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认识之外,是否与他经历过的几个别样的春节有关呢?
儿时的春节:冰火两重天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周家老台门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他12岁以前的春节,都是以少爷的身份在家中欢快度过的。
江南水乡绍兴的“祝福”仪式,是当地城乡春节风俗中最具特色的祭祀方式,相传起源于元代,绵延久长。据说“祝福”仪式是在元朝的统治下,绍兴百姓最初暗中祭奠为国捐躯的南朝忠臣义士的一种方式,后来日子久远了就演变成一种为新年祝福的祭祀活动。
作为绍兴的大户人家,鲁迅家的“祝福”自然格外排场,在他家的“德寿堂”,摆着洗得清清爽爽供“祝福”用的“八仙桌”,“祝福”的场地“德寿堂”也早已被佣人打扫得干干净净。鲁迅的母亲鲁瑞亲自下厨煮全鸡、猪头等“福礼”,煮好后用作供品。“福礼”是非常丰富的:摆在“八仙桌”最前面一排右边的是一盘用年糕做的两只元宝,底下有四块长方形的方糕放作井字形垫底,四周有四个年糕做的“玉如意”,最上面放一个红纸剪成的“寿”字,左边一盘里放着一串粽子,中间有一个尖头向上,套一个红纸糊成的套子。第二排摆着三个筒盘,分别是全鸡、猪头、鱼。鸡,必须是“仙(鲜)鸡”,摆盘时鸡头朝前趴着;猪头,煮熟后头朝前摆放;鱼是生的草鱼,整条摆在盘子里。这3样福礼上面都要放一个红纸剪成的“福”字,旁边摆着三杯绍兴黄酒和三副筷子。再后面还要用瓷盘放上桂圆、香菇、木耳、莲子等供品。祭祀的器具,有锡制的大小两对蜡烛台,一只锡制香炉。“祝福”开始时先点好红色的蜡烛,再每人点上3根香按长幼次序祭拜,先是爷爷周福清拜,然后是父亲周伯宜拜,最后是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这3个孙子辈拜。拜“祝福”先要洗脸洗衣手,还要穿上长衫,然后毕恭毕敬地行三跪九叩大礼,跪拜后要烧金银纸、放爆竹。天辰
“祝福”仪式结束后,便开始请祖宗,把祭祀桌子的方向掉过头来。桌子上的酒盅和筷子也多了起来,香蜡烛自然要换新的。如此重新安排以后,再依次跪拜祖宗。祭拜活动完成后,一家人便团团围桌坐下喝“散福酒”。“散福酒”是刚刚请过“祝福”、请过祖宗的酒,以示接福,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抿上一口。这时候桌子上祭祀的供品已收拾干净,厨房里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已经烧好,每人一碗,以示“年年高”。此外还有鱼肉、豆腐、蔬菜等,摆满了桌子,一家人吃得欢欢乐乐。大年初一早上,鲁迅三兄弟还要向祖父母和父母请安,祖父母和父母也会给他们大洋等压岁钱。由于当时周家的情况不错,那几年的春节,鲁迅一家人都要过得非常红火和快乐。天辰
然而到了189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79岁的高龄溘然长逝。第二年秋天,祖父周福清浙江举行乡试,因贿赂考官被光绪皇帝亲自过问。1895年1月18日,光绪皇帝坚持对周福清施以重刑,下旨:“周福清着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周福清从朝廷命官一下沦为朝廷钦犯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受到牵连,坐牢顶罪,身心被严重伤害,不久得了肺结核、水肿病,在鲁迅16岁那年去世。祸不单行,在此前后,鲁迅的四弟和唯一的端妹也相继病亡。
直到1900年,恰逢刑部大赦,次年4月9日,周家把在省城监狱中度过近7个春秋、年已65岁的周福清接回家中。出狱后,周福清每逢祀拜祖宗,仍穿上礼服、顶戴。他说:“我虽然被革职了,但是,我还有诰命。”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清末,周福清为光耀门楣,饱尝仕途之艰,代价是何等的惨重与可悲。鲁迅祖父的下狱,父亲受牵连病故,周家人卖田卖屋为周福清打通狱中关节保命,也为周伯宜治病,花费了大量钱财,周家彻底破落了。天辰
因此,也就是从鲁迅13岁那年开始,每个春节一家人都非常难熬。吃的、穿的都很差,连以前很隆重的“祝福”仪式也只能勉强应付了之。
青年时的春节:在外奔波
由于家境破落,鲁迅在成年之初,饱尝了太多生活的辛酸,甚至“吃”过一些人的白眼。作为周家长孙的他,必须与母亲鲁瑞一道撑动周家这艘“破船”,让一家人的生活继续前行。为了改变周家的现状,1898年暮春,18岁的鲁迅怀揣母亲借来的8块大洋,赴六朝古都南京,先后在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
1899年鲁迅因没有路费回家过春节,就打算在学堂里过春节。在春节前的腊月17日,他给母亲和弟弟写寄了一封家书,信封中附有“功课单一纸”,还有书、纸、等物。这也是鲁迅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回去过春节了,学校里冷冷清清的,吃得不好,玩得也不好,心里还思念着家人。他曾写道:“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所以,这个春节过得真是不算舒心。天辰
此后两年,鲁迅处境有所好转,他便回到绍兴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这时的他,在写作方面已有些长进,他“祭书神长恩,作文侑之”,与长辈一起祭祖;他还向诸位长辈贺岁,并去寿镜吾老师家拜年,按绍兴习俗到开元寺数罗汉,春节过得还算轻松。
1901年,鲁迅二弟周作人也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翌年的春节兄弟俩一起留在南京度过。1902年3月,获得官费留学的机会搭乘日轮大贞丸号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1904年春天,他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一心想学医救国的鲁迅在一次上课前放映的电影幻灯片中,看到一个中国人惨遭日本军人砍头,边上还有一群国人在看热闹,他愤怒地大声呐喊,并弃医从文转向文学救国之路。退学后,他在东京与好友许寿裳等人创办刊物《新生》,还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这是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最早时期。天辰
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无法回家过春节,只有与留学的同学们在一起过。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那7年间,鲁迅每年春节前都会给母亲和弟弟写信,表示节日的问候。由于手头不宽裕,他只能给家人寄点日本的小礼物,以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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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天,鲁迅回到了祖国。接受好友许寿裳邀请,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回到绍兴师范学堂任校长,总算有几年时间与母亲等家人在故乡团聚过春节。1912年5月,经许寿裳向时任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荐,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1913年的春节,他独自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里,春节期间大多是逛琉璃厂、与朋友聊天、读书睡觉等。年夜饭,还是朋友送来的。
1917年,鲁迅之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到了1919年底,鲁迅的母亲鲁瑞与三弟周建人也来到北京,全家12人迁入新购的北京八道湾11号大院。初迁来时,鲁迅的母亲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为了便于照顾母亲,鲁迅把中院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后来他为了便于静心写作,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这里即是《阿Q正传》的诞生地。天辰
当年,八道湾11号大院可谓是文坛巨子、著名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留下过李大钊、毛泽东的足迹,蔡元培、胡适曾造访于此,许寿裳、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沈尹默、刘半农、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八道湾的春节自然也就有了浓浓的年味。“祭祖先”“添菜饮酒”“放花爆”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
没想到1923年秋,周氏兄弟为“新文学革命”改造社会的战斗正酣时,周作人竟然听信了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词和莫须有的谎言,不顾过去鲁迅对他的一往情深,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从此摧毁了往日周家的祥和。鲁迅无奈之下搬出八道湾,他的春节不但又回到了在绍兴会馆时的孤独冷清,而且内心更增添了许多苦闷。
1924年春节,是周氏兄弟分手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三“夜失眠,尽酒一瓶”。以后,他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些,仍多是招待朋友,读书译书,接受朋友馈赠的食物,收薪水。春节过得虽然平静,但并不快乐。
婚后的春节:与妻儿度过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每周讲授1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当时是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思想进步,她最喜欢听鲁迅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所以每次上课她都争着坐在第一排,并积极向鲁迅提问题,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在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感到压力很大,她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支持她。从此他们便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天辰
1926年8月26日,鲁迅应好友林语堂之邀与许广平结伴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1月,鲁迅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这年的春节,鲁迅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浙江老乡的朱家骅邀请至家中,共度除夕,喝了不少酒、品尝了一些浙江和广东菜。当时,还有许广平和一些学生陪伴身边,所以这年的春节比在北平过得好多了。然而,1927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逮捕了中山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鲁迅先生愤而辞职。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上海,担任了《语丝》杂志主篇,帮助柔石等进步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平时主要从事创作。在上海过的春节,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天辰
1928年春节是鲁迅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1月22日下午他主要是去市场买点水果和药品。除夕之夜,还与许广平和定居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前往明星戏院观看电影《疯人院》。大年初一在家看书、写作,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到他家拜年。初四与许广平和周建人去老朋友林语堂家里吃饭,并遇见了绍兴同乡、开明书店老板章氏兄弟。
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降生了,让鲁迅和许广平感到非常欣慰,所以1930年的春节才真正算得上合家团聚。因此,鲁迅和许广平给儿子买了新衣、糠果,还买了酒菜,年夜饭吃得比较快乐。2月1日大年初三,上海大江书店在新雅茶店请鲁迅等一批文化人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聚餐,他与冯雪峰同往,同席有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照熙等。晚宴由陈望道主持,鲁迅很支持创办《文艺研究》杂志,春节期间又在构思和写作《〈文艺研究〉例言》。
1931年春节,鲁迅为营救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的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去找蔡元培先生帮忙,但没遇上。其实,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已于2月7日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鲁迅后来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这是个痛心的春节。天辰
1932年春节,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鲁迅寓所在战火中。经内山书店老板招呼,鲁迅全家和周建人全家避入内山书店支店三楼(今四川中路福州路附近),10人居一室,只能席地而卧。直到3月19日,鲁迅一家才回北四川路旧寓。这年春节,鲁迅是在侵略军炮火下的避难中度过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春节。
1933年春节,鲁迅让许广平烧了几个菜,请老朋友冯雪峰一起吃年夜饭。饭后,一向厌恶爆竹的他,竟“买了花爆十余”,并拉着5岁的儿子海婴爬上屋顶的阳台,破例放了礼花和爆竹。大年初二,萧红、萧军登门拜年,晚上周建人夫妇携两个女儿来共进晚餐,算是过了其乐融融的春节。1934年春节期间,鲁迅除了与朋友欢聚外,夫妇俩还和海婴放了爆竹。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写的《过年》一文,对过年及其习俗有了某种认同和肯定,文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1935年春节他忙于写信寄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年却亦借口新年(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1936年1月,鲁迅的肩部及肋部都疼得厉害,他在上海过完了人生最后一个春节。这年春节期间,他收到了“文委”和“左联”的联络员徐懋庸寄来的一封信。因当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在文坛应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左联”内部发生了争执。先是争“左联要不要解散和怎样解散”,后是争提倡“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问题。当时“文委”和“左联”的领导人很少与鲁迅见面和沟通,而是叫徐懋庸当联络员,来回转告双方的意见。转来转去,导致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使争论达到了高潮。天辰
除夕收到徐懋庸的信,意味着鲁迅在大年初一也在思考争论的事。他曾经写道:“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3月2日下午,鲁迅骤然产生气喘;到5月15日病情又加重。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因患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上万名上海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退休干部、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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