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几位大师的几件小事

汪曾祺为何镇邦所写的书法作品

1983年，何镇邦（左）与潘旭澜（中）、李炳银在香山。

1993年，何镇邦（左）与蒋孔阳（中）、潘旭澜在蒋孔阳家的书房中。

回顾80年来的人生经历，尤其是60余年来从事文学学习和文学工作的经历，忘不了老师们的教诲和朋友们的帮助。这些教诲与帮助，哪怕是一件小事，都珍藏在记忆的深处。下面记述的就是几桩藏在记忆深处的小事。

潘旭澜开出的一份俄罗斯苏联文学必读书目

1956年9月，我跨进复旦大学的大门，成为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潘旭澜则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我们俩，两个陌生的闽南老乡，一个胸前佩戴白校徽，一个胸前佩戴红校徽，在复旦校园里相识，开始了一段长达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友谊。潘旭澜在复旦大学以助教身份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以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被评为全国高校首位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2006年6月，因病辞世于上海。

当年我同潘旭澜的交往，主要是定期到他的单身宿舍里聊天，聊的大都是校里、系里和关于读书的事。他主张多读经典著作，尤其是苏联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并且要系统地读。于是，在1956年冬天，他为我开出了一份俄罗斯苏联文学经典著作必读书目，这个书目有近50部作品，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契诃夫的《樱桃园》到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我大概用两年的课余时间读完。可惜的是，潘旭澜先生60余年前用工整的钢笔字书写的这份书目几经搬迁，已经找不到了；否则，将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天辰娱乐

像这样的必读书目，我还收到蒋天枢先生开出的“国学必读书目”、伍蠡甫先生开出的“西欧文学史参考书书目”等，不过，这些书目是两位先生为全班同学开出的。正是这些书目，引导我们在中外文学史的海洋里遨游。

蒋孔阳的一封指导我研究的短简

蒋孔阳先生是我在复旦求学时过从比较密切的一位老师。61年前我进复旦时，他也就30出头，讷言敏思，已是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翘楚；甫一进学，他就为我们开设《文艺学引论》，3年后，又为我们开设《西方资产阶级美学介绍》。这两门课的讲义，后来均写成两部专著《文学的基本知识》与《德国古典美学》而行于世。1958年前后，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以至一度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利，被派到我们班参加群众性的科研活动，于是同我们更熟稔起来，有时还到他府上拜访聊天。我毕业到京工作后，凡南归或出差途经沪上，也常去拜访蒋孔阳先生，尤其“文革”后，去得更勤。但此时的蒋先生已成为全国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领军人物，科研著述任务重，社会活动多，可他仍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关心指导学生与后进，我当然也是受到他的恩泽的学生之一。据查阅蒋先生签送我的《文艺与人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一书，收入的序跋就有66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为学生和后学写的。“文革”后，蒋先生得知我归队搞文学评论，很是高兴；后来我每出一部文学评论集，都请他审阅，他都抽出时间审读并提出意见。1993年9月，我的一部新的评论集《文学的潮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即寄一册给他，请他审阅，不久，即收到他的一封短简。他这样写道：镇邦同志：天辰娱乐

你好！

大函暨大著《文学的潮汐》都已收到。从信和大著来看，你是一个有“真情”的人。谢谢你，你的信和文章，给我带来了真挚的感情！

大著还来不及全部拜读，仅仅读了《人间真情一片》(应为《人间有真情》)这个题目就抓得很好，分析细致而真切，令人信服。最后提出的“如何处理好创作对象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想，你可能早有准备，希望能够读到你在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天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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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过国庆，上海很热闹。看电视，北京也很热闹。但愿这一切都好起来！

祝

撰安

蒋孔阳

1993.10.2

《人间有真情》是我为童庆炳的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写的一篇万余言的长篇评论，对作品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最后就小说的第三部“蚯蚓之路”指出其最大的遗憾“就是作者违背人物思想行为的逻辑强给他们加上这个淡紫色的理想的霞光，以作者的情感代替了人物的情感，在人物心灵揭示上掺了假”。并据此提出了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关系这一理论命题，引用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胡风先生的有关论述初步论证。蒋孔阳先生敏锐地看到这一点，才给我提出撰写专题文章的要求。遗憾的是，20多年来，我忙忙碌碌，为求生而奔波，至今未能完成先师给我留下的作业。

被鲍正鹄征用的一本《文献学》讲义

在复旦中文系读到二年级时，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王欣夫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课：文献学及工具书使用法。王先生把他毕生的经验与知识熔炼成一册名为《文献学》的讲义，上课之前就发到我们手里。我后来虽不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但在“文献学及工具书使用法”课上学到的知识受用终身。于是特别珍视那本印数不过百册的《文献学》讲义，把它从上海带到北京，多次搬家也都没有舍弃，直到被时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看上。天辰娱乐

事情是这样的：鲍正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不过，1956年之秋我入学时，他正应聘到埃及开罗大学讲学，后又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讲学两年，直到1959年秋才回到复旦，接着两年，他为我们接连开了两门课：《鲁迅研究》与《近代文学研究》，期间又升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不久，他也奉调进京，任高等教育部文科教材编辑室主任。“文革”中他也受到冲击，先是回复旦参加运动，后又下干校劳动锻炼。然后，又回京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鲍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长于近代文学史研究。在复旦时，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然接触机会不多；他一家迁居北京后，尤其是他成为鲍馆长后，我同他以及他们一家来往就多了起来，不仅常到他家蹭饭，听免费的课，还可拿着他的特批条子，到柏林寺书库看善本书。在闲聊中，得知我珍藏着王欣夫先生编写的《文献学》讲义，立即决定征用，翻印后作为培训馆里职工的教材。于是，这册珍藏多年的讲义离我而去，当然，我从鲍先生处得知，正是他向系里提出建议，让王欣夫先生开设文献学及工具书使用法，以发挥其长处。鲍先生早年曾就读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对国学、对王欣夫先生的版本目录学分面的特长是有所了解的。惟其如此，他才用晚年一段最宝贵的时光为王先生整理其遗著《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谱写了一代学人的正气歌。天辰娱乐

汪曾祺为我书写的一首打油诗

汪曾祺先生晚年与我过从甚密，称得上是忘年交。汪老写作之余，善书画；文学圈里都知道，向汪老求字求画颇易，碰到他高兴时，他还会“自投罗网”，主动送字送画。可我常在他身边晃悠，向他求字求画却不易；有时鼓足勇气讨要，他却常说，着什么急啊！我现在收藏的他的几件书画作品，有的是用我家乡漳州的八宝印泥换来的，有的是从他送人剩下的作品中挑出来让他签名的，只有一件书法作品是应我请求当场为我书写的。1996年春节，我到他位于虎坊桥新居拜年，趁他喝点小酒高兴之际求字，他取了书桌上一片剩下的宣纸写了一件横幅，写的是几年前他为《中国作家》杂志作的一首打油诗。诗曰：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与新。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持归尽一樽。天辰娱乐

老头子趁着酒兴，写的是行草，笔力苍劲，有异于平时的俊秀。更可贵的是此作提出了“人间送小温”的创作理念，是研究汪曾祺创作的一把钥匙。我视之若珍宝，故装裱后以镜框镶之挂于客厅，天天观摩，以纪念汪老。来客每观赏之，亦连连赞赏之。

2017年11月1日草于北京亚运村望云斋

（作者系著名文学文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