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娱乐平台|罗鹭：论王士禛与清代元诗学的兴起

《四库全书总目》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1］清初诗学的宋元风尚，尤其是钱谦益和王士禛对这一诗学潮流的引领作用，已经引起很多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清代文学评论史》中有专门章节涉及“王渔洋与宋元诗”这一主题，认为王士禛“继钱谦益为诗坛大宗，因此在宋元诗的振兴上，大概也尽了很大功力”［2］；蒋寅认为，“钱谦益推崇的宋元诗主要是陆游、元好问一路直承中晚唐而来的清雅诗风，实际上就是宋诗中的唐风”［3］。因此，康熙初年王士禛继续提倡宋元诗，更推崇黄庭坚，将人们对宋诗的兴趣由苏、陆引向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还原了宋诗的本来面目［4］。但学术界在探讨清初宋元诗学时，往往存在重宋轻元的现象。以王士禛为例，对他与清初诗坛宋诗风的关系，学术界论之已详［5］；而他与清代元诗学的关系，除了加拿大学者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197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明清时代的元诗观》一文肯定王士禛在清初元诗复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外［6］，罕有学者专门进行论述。事实上，王士禛是清代元诗学的开创者和枢纽人物，他对元诗的搜藏、阅读、批评、师法、编选等诗学活动，既是其本人诗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元诗学的走向，是一笔丰硕的诗学遗产。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一、王士禛的元诗学渊源与清初文化氛围

王士禛的诗学思想及其渊源，无论是宗唐还是神韵说，都深受明人影响，对此前人早有论断。如朱东润指出：“其说大体本之明人，神韵三昧之论，几可执《诗薮·内外编》求之。”［7］黄景进更是将王士禛论诗之语与胡应麟《诗薮》进行比较，认为“相同者甚多”［8］。王士禛对元诗的批评与接受，同样受到明代格调诗学和胡应麟的影响。明代格调诗学认为古典诗歌的体制和格调，至盛唐已臻于极境，故主张复古，宗法盛唐，并提出“格以代降”的诗学观，认为宋元诗都格调卑下，不足为法。作为后七子诗学的继承人，胡应麟深受复古诗学的影响，同样用格调诗学的审美标准来批评宋元诗，认为“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然宋之远于诗者，材累之；元之近于诗，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辙，不失为小乘；入宋之门，多流于外道也”［9］。以小乘和外道来比喻宋元诗，意味着唐诗才是大乘与正宗。王士禛无疑也是盛唐诗格的推崇者，他曾举晚唐诗“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和元人诗“布谷叫残雨，杏花开半村”为例，认为虽然都是佳句，但总不如王维“兴阑啼鸟缓，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因而得出“盛唐高不可及如此”的结论［10］。王士禛又曾与门人师友论诗，门人提出“七律三唐宋元体格何以分优劣”的问题，王士禛回答唐人七律应以李颀、王维为正宗，杜甫为大家，刘长卿为接武；至于宋代的欧、苏与黄庭坚，去唐已远；元代的赵孟頫，则有俗气，余可类推。王士禛的内兄张实居则明确指出，七律至盛唐，声调始远，品格始高；宋代虽有欧梅苏黄，但较之唐人，气象终别；“至于元人，品格愈下，虽有虞杨揭范，亦不能力挽颓波”［11］。王士禛对元代诗人的具体评价，也深受格调诗学的影响。例如，他批评仇远诗“格调靡靡，远在赵子昂之下”［12］，评价元末诗人傅汝砺“歌行颇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调，视南宋俚俗之体相去远甚”［13］，这样的评论，都未超出明代格调诗学批评的范畴。可见以格调论诗，宋元诗必然不如唐诗。而胡应麟及其以后的格调诗学产生的变化是，虽然尊崇唐诗，但并不像前后七子那样主张尽废宋元诗，而是通过对宋元诗的广泛阅读与具体批评来完善自己的诗学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各用一卷的篇幅评论宋诗和元诗，彻底改变了明代复古派将宋元诗束之高阁的局面，影响了明末清初诗学风气的转向。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明末清初诗学理论对宋元诗的提倡，除了以胡应麟为代表的格调派诗学从内部发生转变外，还有另一派，即反对复古诗学的公安派，也在万历年间大张旗鼓地提倡宋元诗。但公安派对宋元诗的鼓吹更多是出于诗学论争中的策略，以之破除复古派独宗唐诗的偏执，呼声虽高，实际建树却不多。天启、崇祯年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编《唐诗归》风行一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也重新回归复古诗学，诗坛的主流风气仍是宗唐。但在宗唐的氛围下，闽派和虞山派已开始较多地关注宋元诗。闽派代表人物曹学佺、谢肇淛、徐图片等人，在元诗的接受方面很有特色［14］。而虞山派的代表人物是程嘉燧和钱谦益。蒋寅认为，钱谦益受到公安派袁氏兄弟的诗学指点和程嘉燧的影响，在启、祯年间继续鼓吹宋元诗［15］。而王士禛与钱谦益是世交，其叔祖王象春和钱谦益是进士同年，故王士禛曾以诗为贽拜谒钱谦益，并求钱谦益为其诗集作序，得到钱谦益赞赏，屡有书信往来，“寄望他成为一立足于古学、迥出时流、不染复古派恶习的诗人”［16］。王士禛晚年经常追忆“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17］，可见二人师友渊源深厚，并先后主盟诗坛，共同推动了清初诗学的宋元风尚。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明末清初的宋元风尚，除了诗学理论家的大力倡导外，还表现在宋元诗集收藏风气的兴起。相比于明代中期复古派诗学对宋元诗集束之高阁的做法，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藏书家喜爱收藏宋元诗集。根据现存藏书目录，收藏元诗别集在100部以上的就有6家，即钱谦益、曹溶、朱彝尊、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18］；甚至编撰专题书目，如曹溶《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宋至《青纶馆宋元人集目》等。在当时的收藏热潮中，元遗民诗人王逢《梧溪集》的收藏与流通颇具典型性。王逢是元末明初江阴人，其《梧溪集》自洪武年间刊刻问世后，于景泰七年（1456年）又有南康府知府陈敏政修补重印本。这个重印本到了明末已罕见流传［19］，但钱谦益藏有此书，并写有《跋王原吉〈梧溪集〉》一文，收在《初学集》中，影响巨大。钱谦益的族孙、钱曾的父亲钱裔肃（1589年—1646年）访求王逢集不遗余力，至死也未能见到；钱曾经过多年努力才抄配齐全，包括洪武刻本二卷、补抄本五卷，抄成之日，“阅时泣下渍纸，痛先君之未及见也。原吉志不忘元，其故国旧君之思，缠绵恻怆，《初学集》跋语极详，又不待予之赘言矣。”［20］王士禛也因钱谦益的跋文而留意此书，针对钱谦益所云《梧溪集》“载元、宋之际逸民旧事，多国史所不载”［21］，王士禛深表赞同：“虞山钱牧翁谓《梧溪集》记宋元末国事人才，多史家所未备，予读之信然。”［22］他经过多年访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托门人杨名时（1661年—1737年）在江阴购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得书后，欣喜地写下两篇题跋［23］，后收入《蚕尾续文》，并在《居易录》《香祖笔记》等书中留下相关记载。这直接导致四库馆臣将王逢《梧溪集》在清代的传播归功于王士禛：“是书传本差稀，王士禛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乃盛传于世。”［24］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完全抹杀了钱谦益的贡献。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王士禛跋中提到的周荣起也是明末清初众多的元诗爱好者之一。周荣起，字仲荣，号砚农，江阴人，与毛晋友善。其所藏元人诗集除《梧溪集》外，尚有《范德机诗》和《揭曼硕诗》。后两种赠送给毛晋，助其刊刻《元四大家诗集》［25］。毛晋是钱谦益的门生，还刻有《元人十种诗》，并请喜爱元诗的明末藏书家、闽派诗人徐图片作序。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于顺治末、康熙初在扬州推官任职期间，曾与徐图片之子徐延寿定交，而周荣起之子周长源也在此时从游于王士禛。其时王士禛正在阅读、学习元诗四大家的作品，这很难说没有间接受到周荣起、毛晋等人的影响。深入挖掘史料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收藏爱好元诗的诗人、藏书家、学者，都直接或间接与钱谦益、王士禛等人有交往，彼此声气相通，形成了元诗接受与传播的网络，共同推动着清代元诗学的兴起。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元诗学在清初的兴起，除了诗史内部从唐诗学向宋元诗学的转变外，也与清朝的政治文化导向和士人心态有较大关联。清代统治者以满族入主中原，与蒙古族建立元朝极为相似，故后金政权在与明朝、朝鲜的对抗中，就往往以辽金元进行类比。如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发动“攻明京畿之战”后驻营通州，传谕说：“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26］因此，自皇太极开始，满清统治者就非常注重汲取辽金元的治国方略，优待儒生，并曾命儒臣将辽金元三朝正史译成满语，于顺治元年（1644年）进呈御览［27］。而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在思考自身出处时，也纷纷将关注的视野投向元代，或将清人入关比作蒙古攻宋，效仿宋遗民而成为明遗民，以师法宋诗来表明文化立场；或者以元代汉族士人在异族统治之下延续和振兴华夏文化为参照，为仕清寻求历史的支持和心灵的慰藉。美国学者蓝德彰（John D.Langlois,Jr.）早在1980年撰写的《十七世纪汉文化主义与元代的类比》一文中，就将清代与元代进行比较，探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本位主义［28］；赵园也敏锐地发现清人“或明或暗地以士大夫之处元为参照，选择自己处清的方式，以及适于担任的角色”［29］。王士禛出身于明代簪缨世家，明亡时年仅11岁，仕清没有太大的思想负担。但他开始涉猎元诗之时，正是在考中进士、即将步入仕途的前后（下文详述），很难说没有想要了解元代士人的心态情感与文学表征的潜在意识。康熙帝嗜好文学，注重文治，在科目之外，常以诗赋选拔人材，笼络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王士禛就因“诗文兼优”，由户部郎中入翰林院，对清代诗史影响巨大［30］。由于康熙帝喜爱唐诗，王士禛便由宋返唐。但康熙帝对宋金元明诗也并不一概否定，反而认为“其至者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31］，并下令在《全唐诗》之后由翰林院续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王士禛的门人顾嗣立就参与了《御选元诗》的编纂。在这样的诗学与文化氛围之中，王士禛即使重回宗唐的旧轨，也没有彻底放弃对宋元诗的喜好，因而在元诗学方面多有建树。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二、元诗学与王士禛的诗学历程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有关王士禛的诗学历程，学术界常用“由唐入宋、由宋返唐”来概括。但由于王士禛诗学思想的复杂与兼容，这八个字并不足以概括其诗学体系的全貌。在唐宋诗之外，王士禛对元诗的兴趣一直贯穿其诗学历程之始终，在元诗学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且多有创获。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王士禛撰成《论诗绝句》40首（今存36首），其中有一首经常被后人引用：“铁厓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32］蒋寅据此认为王士禛最初涉猎宋元诗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但当时的印象很粗浅［33］。事实上，王士禛对元诗产生兴趣的时间要更早，在写论诗绝句前对杨维祯和吴莱已非常熟悉。他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寄李仲嘿京兆武林》诗云：“铁厓去后风流绝，谁向西湖唱竹枝？”［34］可见王士禛最迟在此时就已关注或阅读过杨维祯《西湖竹枝词》。其时王士禛才24岁，处在会试中式之后、殿试成进士之前。这一年也是王士禛游济南大明湖，结秋柳诗社，写下轰动诗坛的《秋柳诗》之时。该诗的主旨，严志雄解读为悼念诗：“悼念岁月与青春的远去、悼念美好物事的不再、悼念明代与前朝人物的凋零。”［35］作于同一时期的上述诗句，何尝不是悼古伤今，慨叹杨维祯在元末的风流文采已成绝响，何人再向西湖唱响竹枝词？王士禛对济南有特别的情感，因而尽管认为赵孟頫诗有俗气，但对他同知济南时写的作品，如《趵突泉》《初到济南》《胜概楼》《东城》《湖上莫归》《春日漫兴》《送山东廉访照磨于思容》等［36］，却津津乐道，怅然神往。赵孟頫以赵宋王孙的身份仕元，常为后人所垢病，王士禛对此有何看法不得而知。但他后来注意到马祖常《石田先生集》和宋褧《燕石集》“皆奉旨刊行”，因而感叹“元时崇文如此”，并怀疑“九儒十丐”之说当是未行科举以前时语［37］，说明他对元代的文化政策是持赞赏态度的。元代是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王士禛也注意到这一特点并在《跋石田集》中加以肯定：“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赵世延、孛术鲁翀、康里巎巎、辛文房、萨都剌辈皆是也。”［38］清代与元代文化政策非常相似，王士禛在顺治年间参加科考、谋求仕进，显示出他对清王朝的认同，此时将目光投向元代，考察元代文人的处境，可能也是他涉猎元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有两首追和吴莱的题画诗：《和吴渊颖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和吴渊颖题袁子仁巴船岀峡图》［39］。结合王士禛在《古诗选》中所云：“《渊颖集》宋文宪公所编，愚幼而好之。”［40］可证他最早是从杨维祯和吴莱开始关注元诗的。《论诗绝句》的另一首是：“李杜光芒万丈长，昌黎石鼓气堂堂。吴莱苏轼登廊庑，缓步崆峒独擅场”［41］，更是将吴莱所作石鼓诗与李、杜、韩、苏等大家相提并论，可见王士禛对吴莱的重视。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又作《咏史小乐府》三十五首，这正是杨维祯所擅长的题材，诗友孙枝蔚读过后说：“阮亭公诗发源汉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铁崖，乃似欲过于铁崖。”［42］可见王士禛对杨维祯和吴莱诗的接受是由浅入深的，经历了从最初的关注到追和、效仿乃至超越的过程。至于为何首选杨维祯和吴莱，除了王士禛个人的诗学趣味，也可能与当时的诗学风气有关。黄仁生注意到清初文人普遍喜爱竹枝词，对杨维祯竹枝词和咏史乐府尤为推崇，王士禛的友人汪琬、尤侗等名家都有相关和作［43］。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除了杨维祯和吴莱，王士禛早年对元诗四大家等其他元代诗人也有较浓厚的兴趣。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因喜爱元人范梈诗句“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而拟作一联：“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44］。此联在诗集中题为《息斋夜宿即事有怀故园》［45］。康熙二年（1663年），王士禛偶然得到明末爱好宋元诗的程嘉燧的画作，爱其风格不减倪云林，因而次韵倪瓒诗题于画上［46］；同一年又作《读范德机到官诗“可使文人有愧辞”，用其语戏题一绝》［47］。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禛奉使淮安榷清江浦关，有《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其中读虞集诗的感受是：“汉庭老吏果无惭，揭后杨前总未堪。爱咏君诗当招隐，青山一发是江南。”［48］他此时对元诗的涉猎应当不止虞集诗，还包括四大家中的揭傒斯和杨载，否则很难凭空作出“揭后杨前总未堪”的评价。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进入翰林院，开始了诗学的转型时期，总的趋势是由宋返唐，但并未完全放弃对宋元诗的兴趣［49］。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王士禛编选《七言古诗选》，仍然秉持早年对元诗的看法，推崇虞集和吴莱，以之上接以杜甫为宗的七言古诗传统。但总体来看，王士禛在入翰林以后、升堂官之前对元诗的认识没有太大突破。可资佐证的是，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池北偶谈》，其中所记阅读的元人诗集只有梁寅《石门集》和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寥寥数种。究其原因，可能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687年—1688年）家居服丧期间，王士禛正在编纂《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无暇过多关注宋元诗。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士禛服阙返京，次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八年（1699年）官至刑部尚书，直至四十三年（1704年）罢官归乡，共计15年，无论政治生命还是文学影响，都达到巅峰。在标举唐诗神韵的同时，他收藏、阅读宋元诗的兴趣更加浓厚，范围也更广博。王士禛本身就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对宋元诗的认识也直接来源于藏书的阅读”［50］。除了利用自身藏书，王士禛也广泛向其他藏书家借阅。例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入冬以后，他在京城陆续从朱彝尊、黄虞稷等人处借阅了大量宋元人诗文集。《跋石田集》说：“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斋，得觏此本，留旬日而归之。”［51］《跋傅若金集》说：“时借竹垞太史钞本宋元人集十数种，如行黄茅白苇间，忽逢嘉树美箭，为之眼明。”［52］《香祖笔记》也记载：“康熙己巳、庚午间，在京师每从朱、黄两家借书，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53］《居易录》记载这一时期王士禛阅读过的元人诗集更是多达20余种：贡奎《云林诗集》、金履祥《仁山集》、张伯淳《养蒙集》、黄庚《月屋漫稿》、陈泰《所安遗集》、陈深《宁极斋诗》、仇远《兴观集》、徐达左《金兰集》、郭翼《林外野言》、王逢《梧溪集》、牟巘《陵阳集》、宋褧《燕石集》、张翥《蜕庵集》、黄镇成《秋声集》、陈樵《鹿皮子集》、何中《太虚集》、张雨《句曲外史集》、赵孟頫《松雪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等。最为难得的是，王士禛以题跋或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每种诗集的读书心得，成为非常珍贵的元诗批评史料。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王士禛诗学的仰慕者法式善曾指出，元诗的特色是有“风致”［54］。“风致”有风采神韵、别有风味和韵致的含义，也符合王士禛的诗学旨趣。王士禛对元诗的批评是印象式的，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他喜爱的诗。如读王逢《梧溪集》说“予最爱其《题王冕墨梅》一绝云”［55］；读黄镇成《秋声集》说“予爱其《秋风诗》”及《李仲明秋山小景》《五曲精庐》，“甚有风调”［56］；读张雨《句曲外史杂诗》说“予最喜其绝句”，如《三香图》《万壑松涛》《黄子久画》等，“颇有坡谷遗风”［57］。这些以“予爱”“予最爱”“予最喜”等词语记录的阅读体验，反映了王士禛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批评方式。他很少笼统地对元诗进行宏观评论，其门人刘大勤曾记载师友间的问答，其中有关元诗的讨论是：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问：元人诗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元诗如虞道园，便非晚唐可及；杨铁崖时涉温、李，其小乐府亦过晚唐；他人与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温、李、皮、陆、杜牧、马戴，亦未易及。［58］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王士禛的诗学批评总是着眼于具体作家的创作，避免笼统地比较一代诗歌之优劣。门人希望对元诗与晚唐诗进行比较，王士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以代表性诗人为例，认为虞集、杨维祯等元诗大家有晚唐诗不可及之处，而温庭筠、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也不是一般的元代诗人所能相比的。这种批评方式，以具体作家作品的阅读和赏析为前提，远胜于尊唐抑元的泛泛之论，这正是渔洋诗学超越前贤与时人之所在。王士禛推崇虞集“非晚唐可及”，这是很高的评价，虽然他本人没有说明喜爱虞集的原因，但其再传弟子翁方纲曾作过注脚。王士禛在《古诗选》中选了虞集《汪华玉题所藏长江万鸦图》，翁方纲评价说：“此乃真神韵也！”［59］用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说”来解读虞集诗，点明了王士禛喜爱元诗的原因。由此可见，元诗学也是王士禛建构的神韵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综上所述，王士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元诗的兴趣始终不曾衰减：早年出于创作的需要，师法、摹拟、唱和杨维祯、吴莱、范梈等人诗作，并以论诗绝句的形式鼓吹宋元诗；中年编选《古诗选》，推崇虞集和吴莱的七言古诗，视为唐代古诗正统的后继者；晚年大肆搜藏并阅读元人诗集，撰写诗话、题跋、笔记等对其进行批评，在元诗学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实践。如果我们忽视这些诗学活动，忽视元诗对王士禛的影响，就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他的诗学历程与诗学世界。

三、王士禛对清代元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所谓元诗学，即接受、整理、研究元诗而形成的学问。清代是元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出现了顾嗣立《元诗选》、陈衍《元诗纪事》这两部里程碑式的元诗学名作。清人对元诗文献的搜集与整理非常全面，使近三百家元人诗集完好地流传到了后世，并产生了王邦采、王绳曾笺注吴莱《吴渊颖先生集》、楼卜瀍编注杨维祯《铁崖乐府注》《咏史注》《逸编注》、王朝瑞校注韩璧《云樵诗稿注释》、刘凝笺注刘壎《水云村吟稿》、李文田笺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萨龙光编注萨都剌《雁门集》等重要成果。笺注元人诗集，元、明人和现代学者都较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清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清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对元诗的唱和、模拟与师法，通过诗话、评点、论诗绝句、笔记、序跋、藏书题跋、提要等方式对元诗所作大量评论，也构成了清代元诗学的重要内容，值得深入挖掘。而作为清初诗学大家，王士禛在元诗学方面的建树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首先，王士禛从理论上高举“宋元诗”的旗帜，在创作上首开清人唱和、师法元诗的风气。上文提到，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年）撰写的《论诗绝句》中有“几人眼见宋元诗”之句，被认为是高举“宋元诗”旗帜的标志。王士禛的友人陆嘉淑在《与王阮亭》诗中回应说：“扬波挹其澜，岂必卑宋元。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60］代表了时人对王士禛提倡宋元诗的赞同。有关王士禛唱和、师法元诗的史料，上文已有详述，除《咏史小乐府》《竹枝词》外，唱和元人吴莱《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诗也有较大影响。乾隆中期，翁方纲再次唱和，并以之考课诸生，至今有作品流传的有翁树培、顾宗泰、叶绍本、陈用光等，而酷嗜渔洋诗学的法式善也在乾隆末年第三次唱和，共同将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推向了高潮［61］。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其次，王士禛重视元诗文献的收藏、整理与研究，推动了元诗文献在清代的传播。前述王士禛对《梧溪集》的收藏与传播，只是其搜集整理元诗文献的事例之一，另一典型事例则是删定《光岳英华》。明初学者许中丽编纂的《光岳英华》十五卷，前三卷为唐诗，四至十卷为元诗，后五卷为明初诗。王士禛认为其中的唐诗选得不佳，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删去唐诗三卷，别次为七卷，定为《元诗光岳英华集》，仍以明初诗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箧中”［62］。《光岳英华》传本罕见，王士禛删定本虽未能保存许中丽本原貌，但有传播文献之功，也反映了他的诗学标准和甄选眼光。王士禛作为学者型藏书家，他收藏和借阅的元诗别集、总集是其研究元诗的重要对象。正如蒋寅所说：“他每得一种书，都要考究一下它的作者、内容和版本情况，以题跋的形式记下自己的研究成果。”［63］王绍曾、杜泽逊编纂的《渔洋读书记》收录王士禛阅读元诗别集的题跋、札记就多达31种 ［64］。这些读书笔记是王士禛研究元诗的重要成果，除了品评诗作外，还涉及元人诗集版本优劣，元诗与宗教、艺术的关系问题等。例如，王士禛读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发现其中多禅悦之语［65］，可谓最先指出耶律楚材诗歌创作与禅宗思想关系的学者，对今人研究元代佛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无裨益。再如，在评价赵孟頫时，将其诗歌与书法创作结合起来进行批评，由书法之“俗”联想诗作之“俗”［66］，由书法之复古关连诗学复古，点明了文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再次，王士禛影响了清代元诗批评的内容与形式。除编纂元诗选本外，论诗绝句、诗话、评点、笔记、题跋等批评形式也都大量出现在清代的元诗批评领域。但无论哪种形式，从源头看似乎都曾受到王士禛的影响。例如，翁方纲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元诗学者，有《石洲诗话》五卷，其中卷一、二论唐诗，共193条；卷三、四论宋诗，共251条；卷五论金元诗，共202条。从《石洲诗话》评论唐宋元诗的数量比例，可以看出翁方纲对元诗的重视程度。在诗学史上，用一整卷篇幅评论元诗的诗话，只有胡应麟《诗薮·外编》和翁方纲《石洲诗话》最为知名、影响最大。有趣的是，翁方纲在诗话中也注重格调批评。例如，他对“元诗四大家”的评价是“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对杨载的评价最低：“骨力既孱，格调复平；设色赋韵，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与虞齐名？”［67］认为杨载不仅无法与虞集比肩，甚至还在袁桷、马祖常之下。这样的评论，明显是受到胡应麟与明代格调诗学的影响。从诗学渊源看，翁方纲与他的父亲都是黄叔琳的弟子，而黄叔琳又是王士禛的门人。如此则不难理解胡应麟、王士禛、翁方纲之间的元诗学渊源了。王士禛对元诗的评论，散见于笔记、题跋等著述中，经时人和后人辑录为《渔洋诗话》和《带经堂诗话》等。《石洲诗话》评论元诗的条目，直接引用王士禛的观点多达12条，且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士禛诗话对清代元诗学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此外，清人撰写的论元诗绝句，也大多受到王士禛的影响。他的门人顾嗣立曾撰《题〈元百家诗集〉后二十首》《和元人咏物诗十首》等［68］，门人田雯有《读元人诗各赋绝句》十六首［69］，翁方纲的门人谢启昆有《论元诗七十首》［70］，推源溯流，都是脱胎于王士禛的《论诗绝句》。至于评点方面，目前可知的有王士禛批点元好问《遗山先生诗集》，现有残本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其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最后，王士禛推动了清初元诗选本的流行，影响了清代元诗学的审美趣味。王士禛的友人陆次云尽管爱好中晚唐诗，但并未因此而排斥宋元诗，相反，他所编《五朝诗善鸣集》中最有特色的是《宋诗善鸣集》二卷、《元诗善鸣集》一卷。对此沈德潜评论说：“云士诗本真性情出之，故语多沉着。而所选诗，转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为宗法也。”［71］陆次云以宋元诗怡情，其诗集《澄江集》曾经王士禛评点，他对宋元诗的编选也可能受到王士禛的影响。蒋寅认为，在王士禛等人扇起的宋元诗风气的影响下，直接催生了吴绮《宋金元诗永》和陈焯《宋元诗会》［72］。就元诗选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催生了顾嗣立《元诗选》这部清代元诗选本的集大成之作。《元诗选初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次年刊刻问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顾嗣立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临行前，与其关系密切的江苏巡抚宋荦以书信向王士禛引荐：“侠君少年笃学，所选《元百家诗》，一时为之纸贵。素仰高山，愿侍函丈，惟先生进而教之。假之羽毛，将来自是我辈后劲也。”［73］对于顾嗣立这样的人才，愿意厕身门墙，王士禛感到由衷高兴。同年秋，顾嗣立南归时，王士禛特意召集门人为他和宋荦之子宋至饯行。后来又不吝予以表彰：“门人顾嗣立，字侠君，汇选元诗集，自元好问迄张雨辈，起甲终癸，凡百家，与石门吴之振孟举《宋诗钞》并行，两朝之诗略具二书矣。其传例仿虞山之《列朝诗》，甚有雅裁。”［74］清人所编宋元断代诗选，吴之振《宋诗钞》与顾嗣立《元诗选》是公认的代表，而前者是王士禛的友人，后者是王士禛的门人。从康熙十年（1671年）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兴起宋诗热潮，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顾嗣立携《元诗选》入京拜谒王士禛，后来又进呈康熙御览，风行一时，这表明王士禛在康熙初年对宋元诗的提倡，已经从最初的个人诗学趣味转化为影响整个诗坛的普遍风尚。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王士禛本人虽然没有编纂过专门的元诗选本，但他所编《古诗选》影响巨大。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较早注意到王士禛《古诗选》“所取宋元诗远比唐以前者为多”，认为“观其取舍，即可窥其崇尚宋元诗的一斑”［75］，并约略摘取相关评论加以论述，探讨了清人对《古诗选》所选元诗的接受与评价。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王士禛《古诗选》于元代诗人仅选虞集、吴莱二家作品，并附录刘因诗。对此，绝大多数同时代的诗论家都持赞赏态度。王士禛门人田雯曾称述历代七言古诗的代表作家：“金、元之间，元好问七言，妙处不减东坡、放翁。又虞集、杨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长。他如刘因、吴渊颖、萨都剌辈，亦有数家可采者。”［76］这实际上是在《古诗选》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乔亿也论及金、元题画诗代表作家说：“金源则元裕之一人，可下视南渡诸公。至有元作者尤众，而虞邵庵、吴渊颖，又一时两大也。”［77］推举虞集和吴莱为元代题画诗两大家，显然是受到《古诗选》的影响。乾嘉之际，对王士禛诗学颇有研究的翁方纲对《古诗选》所选题画诗也非常推重，他认为虞集《题柯敬仲画》“句句是三昧”，因而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嘉庆十年（1805年）的40余年中，先后追和次韵七次，推动了虞集诗的经典化，具有重大的诗学史意义［78］。推源溯流，其元诗观深受王士禛《古诗选》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但自康熙年间何焯开始，对《古诗选》也出现了很多批评之声。何焯说：“（新城）五七言古诗之选，又道听于牧斋之绪论，而去取失当。至吴立夫早逝，其诗全然生吞活剥，不合古人节度，取为七言之殿，可以知其不越耳鉴，茫无心得，又何足置几案间哉？”［79］何焯指出《古诗选》受到钱谦益的影响，从上文所述王士禛的诗学渊源来看，是合乎事实的。但不同于钱谦益对元好问和王逢等遗民诗人的喜好，王士禛更倾心于吴莱、杨维祯、虞集等人。虞集和杨维祯是公认的元诗大家，其诗史地位并不会因王士禛的肯定与否而受到影响，但吴莱获得清人普遍重视，则要归功于王士禛。受其影响，康熙六十年（1721年），无锡王邦采、王绳曾笺注《吴渊颖先生集》问世，首开清人笺注元人诗集之先河，在元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嘉、道以后，随着诗学风气的转移，批评《古诗选》的声音越来越多。谢海林注意到姚鼐、刘大櫆、黄培芳、孙衣言、彭元瑞、方恒泰等人对《古诗选》的批评与非议［80］，除此之外，陈仅《竹林答问》、朱庭珍《筱园诗话》等文献中也有不少批评意见。要而言之，或者争论吴莱、虞集二人诗艺高下，或者全面否定二人的诗歌成就，或者对所选皆题画诗进行批评。但无论赞赏还是批评，都是在《古诗选》的编选框架下进行的评论，也可间接说明该书对清代元诗接受的影响。《古诗选》对虞集和吴莱的偏好，对元代题画诗的重视，长久地影响了清人对元诗的审美趣味，是王士禛对清代元诗学的独特贡献。

结语

作为清代诗坛大家，王士禛的诗学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宗唐、宗宋的诗学主张之外，能够兼容并包地阅读、学习元诗，并凭借其诗坛盟主的身份，对康熙年间乃至整个清代的元诗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于唐诗学和宋诗学，元诗学在王士禛的诗学体系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他对元诗的兴趣之浓、涉猎之广、评论之多、建树之大，相比于同时代其他诗学家而言是颇为罕见的。尽管站在格调诗学的立场，王士禛也认为元诗从整体上无法与唐宋诗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部分元代诗人的喜爱和选择性接受。他与钱谦益前后相继，从理论上高举“宋元诗”的旗帜，在创作上首开清人唱和、师法元诗的风气。同时不遗余力地收藏、借阅、抄录元人诗集，推动了元诗文献的传播、元诗选本的流行。其门人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系列选本，更是清代元诗学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士禛对元诗的唱和、诗话和论诗绝句，直接影响了乾嘉之际以翁方纲、法式善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元诗的接受；而他的《古诗选》所选元诗更是引发了持久的关注与讨论。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注释：

［1］［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522页，第145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5］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陈淑女译，第55页，第56页，台湾开明书店1969年版。

［3］［4］［15］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633页，第637页，第155—1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白一瑾：《王渔洋宗宋论》，《文艺评论》 2016年第12期；刘畅、郑祥琥：《王士禛诗歌学宋历程详考》，《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4期，等等。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6］林理彰：《传统与个人：明清时代的元诗观》，张珍译、童岭校，《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曹虹、蒋寅、张宏生主编，第45—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7］朱东润：《王士禛诗论述略》，《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3期，第475页。

［8］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第106—107页，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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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0］［12］［13］［22］［36］［37］［44］［55］［56］［57］［65］［66］［74］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夏闳校点，第52页，第149页，第216页，第271页，第359—360页, 第217页，第218页，第271页，第218页，第271页，第270页，第47页，第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1］王士禛、郎廷槐等：《师友诗传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4］罗鹭：《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6］严志雄：《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代兴”说再议》，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王渔洋文化研究保护中心编《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4页，齐鲁书社2016年版。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17］［32］［34］［38］［39］［41］［45］［46］［47］［48］［51］［52］［53］王士禛：《王士禛全集》，袁世硕主编，第3872页，第372页，第184页，第1947页，第332页，第372页，第201页，第381页，第382页，第484页，第1947页，第1946页，第4554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18］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第77—79页，巴蜀书社2010年版。

［19］叶莱：《〈梧溪集〉版本考——以国图藏陆贻典手校本为中心》，《山东图书馆学刊》 2009年第4期。

［20］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卷四，管庭芬、章钰校证，佘彦炎标点，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第17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王士禛池北书库旧藏周荣起手抄本《梧溪集》七卷，清末为陆心源所得，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参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一〇七，《续修四库全书》第929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25］毛晋：《元四大家诗集·范德机诗》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5册，第800—801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26］［27］《清实录》太宗实录卷五、世祖实录卷三，第2册第80页，第３册第48页，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8］John D.Langlois,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0, no. 2（Dec., 1980）, pp.355-398.

［29］赵园：《想象与叙述》，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0］［49］潘务正：《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31］《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首，张豫章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3］［50］［63］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145页，第145页，第144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35］严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第44页，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0］《古诗笺》凡例，王士禛选、闻人倓笺，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2］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王阮亭咏史小乐府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07册，第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3］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第344—345、349—35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

［54］［61］罗鹭：《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58］《师友诗传续录》，王士禛述、刘大勤编，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59—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9］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第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0］陆嘉淑：《辛斋遗稿》卷三，第23页，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刻本。

［62］《光岳英华》，许中丽辑、王士禛删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9册，第655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64］《渔洋读书记》，王绍曾、杜泽逊编，第227—244页，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67］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164—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8］顾嗣立：《闾丘诗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6册，第202—204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69］田雯：《古欢堂集》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191—19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0］谢启昆：《树经堂诗续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254—2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五，第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2］蒋寅：《顾嗣立的元诗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73］宋荦：《西陂类稿》卷二九《寄阮亭侍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33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6］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7］乔亿：《剑溪说诗》卷下，《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1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8］罗鹭：《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的诗学史意义》，《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天辰娱乐平台注册

［79］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六《复董讷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7册，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0］谢海林：《王渔洋〈古诗选〉的刊布及其影响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