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娱乐平台|陈鼓应：一手摆渡“新知” 一手转化“旧学”

众多青年学子的“北大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月10日，陈鼓应先生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次日，我们通话时，他已制定好了隔离期间的工作安排。14天满，陈先生受邀出席了两岸文化座谈会。27日，他回到北京。此时距离他春节以前返回台北和家人团聚，已过去9个月的时光。而这也是陈先生近年离京时间最久的一次。

自2010年受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并参与主持道家研究中心以来，陈鼓应先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燕园度过。只有寒暑假时，他才会回台北家中或者美国伯克利的寓所。但假期也几乎全被他用来搜集研究资料，以及为北大道家研究中心拓展国际合作。

1984年至1997年间，正值盛年的陈先生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并以中国文化书院为阵地积极推动文化复兴。他结合自己的学思经历，开设了尼采与庄子的有关课程。其时的他，一手摆渡“新知”，一手转化“旧学”，融会东西文化，引发了大批求知者的神往。在燕园，陈先生作育校内外人才众多，尤其是为赓续与接引道家文化学脉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作为北大教授的他，也在这时出版了《悲剧哲学家尼采》《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与《周易今注今译》（与赵建伟合作）等重要著作。1989年，陈先生发表《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正式提出“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引发巨大反响，堪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一家之言”的标志性论述。他早年的经典著作《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注今译》的简体本更在这一时期问世，风行海内。天辰注册

13年后，陈先生重回北大。“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是他近十年来的精神写照。尽管已逾古稀，但他在学问上的锐意及教育上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当年。晚年的陈先生依旧笔耕不辍。2012年，他出版新著《道家的人文精神》；2017年，另一部新作《庄子人性论》又与读者见面。从2015年起，收录其思想精粹的20卷本“陈鼓应著作集”由中华书局相继推出。而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集刊也在2016年出满30辑（1992年创刊，迄今仍在编辑发行）。依托北大哲学系与道家研究中心，陈先生还发起了“严复学术讲座”与“道家学术讲堂”两大演讲系列，邀请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余敦康、施舟人与汪荣祖等当代一流人文学者主讲。他自己开设的专题课程、相关演讲，以及策划的国际会议，更是每每成为燕园中的学术风景线，备受欢迎。甚至他每日在未名湖边散步或者骑车的身影，也已然成为众多青年学子的“北大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辰注册

准备以“从台大到北大”来命名自己的回忆录

陈先生曾不止一次谈到，准备以“从台大到北大”来命名自己的回忆录。而他此次回京的一项重要计划，便是启动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之前，陈先生作为19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曾就此接受过口述历史访问。近年，他也参加了国家图书馆“国家记忆”工程的录制，讲述了亲历两岸若干历史事件的经过。但一部以其学者生涯为主线的系统的个人回忆录，却始终在他的构思当中。而今，经过长期酝酿，陈先生决定在疫情过后的故都正式开笔。

北上求学不久，我便与陈先生相识。数年之间，常有机会请业请益。而此次由于疫情，我们已许久未能见面。其间虽通话多次，但终不比当面交流畅快与透辟。9月28日，即陈先生回京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久违的他。一见面，陈先生就兴味盎然地说起回忆录的事情。

在陈先生看来，尽管一生经历丰富，也曾一度站上历史潮头，但与之相比，他更为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学者身份，特别是台大与北大两所大学和自己的生命联结。

1956年，陈先生入读台湾大学，1963年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在台大期间，他深受哲学家方东美与殷海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将哲学思辨与家国情怀熔铸一炉的学术风格。毕业后，他先到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任教，但因殷海光遭到当局迫害，他也在1967年被作为“殷党”解聘。后来他又转任台大教席，由于投身“保钓运动”，在当局压力下，复被台大解聘，并引发了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但在困厄中，他却不坠青云之志。正是从1967年开始，他发奋注译老庄，历时数年完成了一代名著。在《我的学思历程》一文中，陈先生回忆道：“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当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儒学之道统说与威权体制的统治相互温存。”而他选择在诠释道家思想上用力，阐幽发微，一如其内心对于尼采学说格外亲近一样，“未尝不是对政治上道统说和学术上道统说的回应”。天辰注册

陈先生1972年曾短暂赴美交流，1979年再次赴美后，便受阻无法返台北。在杜维明教授的介绍下，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专事道典研究。此后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参与了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主持的为期三个学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项目。而在“五四”一代风云人物中，他最为欣赏的是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与《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

陈先生说，无论是在台大读书时，还是毕业以后，亲炙的师长中有不少出身北大或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台大成为北大学脉的一道余绪。他高度认同这一传统。只不过那时的陈先生还不曾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舞台会伴随着剧烈的历史变动而转向北大，为这一学脉再谱新篇。天辰注册

就在陈先生赴美的同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的陈先生，1949年和父母一同赴台。此后他在台湾接受教育，并崭露头角，但他的视野与关怀却从不以台湾自限。相反，在精神深处，他始终与故土保持着血肉联系。赴美以后，陈先生得以更多了解来自大陆的信息，同胞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他。经由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与袁明教授引介，陈先生逐渐与北大走到了一起。

在海外募得20万美元，重修了治贝子园

1984年，陈先生应邀到北大任教，继续其学术道路。如果说他赴美之前的著述大都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的话，那么移师燕园以后的他则更趋沉潜。彼时的媒体上时见陈先生为两岸关系解冻奔走，但他投注到学术研究中的精力实则更多。1970年代以来，适逢各类出土文献面世，陈先生敏锐地将之与自家的道典诠释工作结合起来。他表示北大教学相长的时光令自己“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陈鼓应著作集·总序》）。此时的他一面著述新说，同时也修订完善了自己的早年著作。他不仅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化前途与人类文明出路展开探寻，而且也着力为脚下的这片土地付出心力。天辰注册

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在1990年代之后曾坐落于北大校内的治贝子园。诸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于此讲学，促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但陈鼓应先生与这座清代皇家园林的因缘，却长期鲜为人知。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以后，僻居一隅的治贝子园长期未得修缮。究竟是存是废，校方一直举棋不定。1995年，是陈先生在海外募得20万美元，方才重修了治贝子园。历史遗迹由是重新启用，而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藉此得以安身。陈先生从未张扬此事。20余年过后，乐黛云先生郑重撰写了《美丽的治贝子园》一文，向外界披露了这则佳话。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再造治贝子园的陈先生并未在园中谋求过一间研究室。汤一介先生为感念陈先生的协助，当治贝子园有机会为先贤塑像时，他决定首先树立起一尊老子像，向道家文化学者陈先生致意。如今园门外矗立的老子像，即是陈、汤二位先生数十年交谊与一代学人的文化情怀的见证。而此类事迹，陈先生在执教北大期间其实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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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陈先生，为何他很少主动提及这些？他说，知识分子容易沉湎自我，与其讲述做了什么，还是把事情本身做好更加重要。如果非要说，他更想记录下来的是师长、同道与学生对于自己的帮助。后者我深有体会。天辰注册

陈先生80岁时，我曾起意为他做点什么。他得知后和我说，不必为他公开祝寿，我们可以合作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从2015年开始，我协助陈先生口述怀念殷海光先生的长文（《追忆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并重编了《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一书。其间他遥想先师，几度泣不成声。陈先生说，老师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依然对于中国文化保有信心，而老师的老师们更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坚持弦歌不辍，这些都是他莫大的精神力量。

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

1997年，台湾当局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平反，陈先生返回台湾大学任教，延伸其在北大时期的学术志业。而台湾社会在世纪之交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也促发他的思考。1979年离开台湾之前，陈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在“白色恐怖”一片肃杀的氛围中，他不畏强权，屡屡发声。但1997年返台以后，面对殊荣，他却毅然远离政坛，栖身校园。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涵育才是更为根本的事业，也是他余生的真正寄托。此中贯穿的，正是他在北大沉淀所得的结晶与洞见。天辰注册

2010年再度回到北大，陈先生以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与“安其性命之情”夫子自道。他说自己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陈鼓应著作集·总序》）。为此，他在深耕与广播道家文化之外，还致力论述孔子、老子对话的时代意义，并身体力行，倡导“异质文化的对话”。陈先生说，这是庄子给予他的启示。

陈先生曾以庄周与惠施“濠梁观鱼”的故事为例，讲到无论不同个体，还是不同文明，都应当“承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才性，要张扬个体的优点长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相互沟通，既能用惠施的理性去研讨论文，又能用庄子的情怀，彼此发挥更多的‘同’与‘通’精神”（《我读〈庄子〉的心路历程》）。在新近发表的《庄子“齐物论”与中国文化精神之重建》一文中，他更从自身心路历程出发，写道：“我出生于大陆、求学于台湾，从台大校园到北大校园，走遍两岸三地、造访欧美各国的五十年间，所到之处，我特别留意各国的校园与博物馆，深刻体验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各有千秋，也才更加感觉到包容性文化、多元文化的可贵。”天辰注册

言及当前冲突与分歧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陈先生主张学人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由此说到自己的导师方东美先生。方先生早年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但终其一生没有直接介入过现实政治。1948年赴台以后，他在台大哲学系长期讲授中西哲学课程，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扬厥功甚伟。陈先生提示我去读方东美晚年的最后一部讲稿《新儒家哲学十八讲》，指出书中可见其学问背后的批判意识、家国精神与现实关怀。这在方东美的其他著作中并不多见。

方东美示范的学者人格，无疑是陈先生十分心仪的。而方东美毕生未与其他学人争斗，也令陈先生感慨良多。陈先生说，纵观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即便联合起来，也未必斗得过有权势者，但知识分子内部的互相倾轧从来最为惨烈，这让人格外痛心。对于学人而言，既需要一份自知之明，还应当具备一种自我修养。

令陈先生感到温暖的是，他两度执教北大期间，与几代学人缔结形成学术共同体。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当“有容乃大”，而学人之间能否团结与共，是一个时代学术兴衰的重要标志。2010年重回北大以来，陈先生与王博、郑开、王中江等学者通力协作，以北大道家研究中心与《道家文化研究》集刊为平台，已经凝聚了一支极具水准的道家文化研究队伍。同时，他们还十分注重与其他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疫情来临之前，陈先生每个学期都要到外地讲学，促进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天辰注册

疫情这半年，屏除外务，专心著书

“从台大到北大”，既是陈先生的人生轨迹，也是他的学术进路，还是他2020年生活与写作的真实记录。当陈先生春节之前返台时，新冠疫情未至。原本以为春季开学即可重返北大的他，不想一下便延宕了半年之久。平心而论，即便在病毒初歇的金秋时节回京，以陈先生85岁的高龄而言，仍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他的抉择，与其说是一位哲学家的“智者”之举，倒不如说是一位将中国文化道成肉身者的“勇者”之为。跨越海峡的飞行，带来的有他作为学者与师者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更有他从2020年出发的最新思考。

重逢时刻，陈先生这段时间的生活与思考，特别是他在疫情背景下对于未来的展望，自然是我企盼了解与求教的。

陈先生在台北的寓所位于台大校园中。疫情暴发以后，他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当确知短期内回京无望，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这半年，他屏除外务，专心著书，先是着手起草新论张载哲学思想的长文，这是即将告成的“陈鼓应著作集”的收官之作《道家哲学主干说》的最后一章；后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接连推出《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与《庄子浅说》的繁体本，这两部著作均系他为“陈鼓应著作集”新编的作品。其中，后者台版易名为《庄子思想散步》。陈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之所以如是，乃是希望“更贴近庄子‘游于心’的核心思想和氛围”。这两本新书，一阐扬殷海光先生的自由意志与家国情怀，一发凡庄子的开放精神与通达态度，虽语语无涉当下，却又在在关乎未来。陈先生的良苦用心，由是实可见一斑。而在此以外，他还筹划了《老子》《庄子》与《周易》普及本的编写，并基本完成了《老子》一种。陈先生认为，疫情过后，深培厚植中华文化根基在两岸皆为亟需。他希望这一系列普及本可以面向年轻世代，在两岸三地同时发行。天辰注册

7月30日，陈先生的老友、与他同为“台大哲学系事件”主要当事人的思想史家、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先生病逝。陈先生怀抱悲痛，参与料理了昔日学侣的后事。9月3日，王晓波先生的追思会在台北隆重举行。陈先生出席并致辞。他称赞王晓波在两岸文化界与学术界发挥的桥梁作用，建议成立基金会，系统整理其学术思想，出版《王晓波全集》。一周过后，他带着对于亡友的深切怀念启程返京，继续他的精神行旅与文化征程。天辰注册

陈先生只身北来，但他并不孤单。庄子穿越千载的启迪，先师半个世纪前的感召，以及故交未竟的热望，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左右，陪伴与激励着他向前。

我问陈先生，疫情过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答复道，一路走来，不少师长与友朋都已在不同阶段先他而去，也许是上天眷顾，让他还能思考，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既然回到了北大，那就继续按部就班地从事研究与出版工作，争取尽早把行前在台大启动的计划完成。除此之外，便是回忆录的写作以及力所能及地做些教育实践。说到这里，他抬头望向远方，目光笃定而澄明。这就是陈先生，他从来没有一句高调，但步步踏在实处。

2020年9月30日，写毕于山东滨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