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辰娱乐|他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

田间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跨越中国现当代的前辈诗人。他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是中国新诗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和他就有书信来往。首晤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80年代初。

田间原名童天鉴， 1916年生，安徽无为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20岁之前就出版了《未名集》 《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三本诗集（前两本是短诗集，后一本是叙事长诗） 。他是一位战斗诗人，闻一多称他是“时代鼓手”“擂鼓的诗人” 。田间30多岁时，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便著文盛赞他是一位“完成了自己的诗人” 。

我有幸在50多年前，就得到过这位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诗人的指点和教诲。

1962年1月，我把我和大学同学韦苇（本名韦光洪，著名诗人、翻译家，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的诗歌合集稿《灯花》辗转交给田间同志，希望他能为我们介绍出版，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复信：

樊发稼同志：

日内我要出国，你们寄来的诗集，不能仔细阅读了。但免得你们挂念，我也看过一遍。其中有些小诗，如《送报员》 《交通警察》 《花·琴（代序） 》等，写得精炼，语意也较深刻；另有一些诗，似还不成熟，最好是多加琢磨。玉石还需琢磨，何况是诗歌呢？我这种想法，未必是对的，请考虑。天辰

另外，第一本诗集，应该更有特色，第一本诗集宁可慢出，第一本诗集应该是诗歌的红日，一出山就射出光芒万丈。 （我向其他的作者也提过这样的建议） 。诗集的出版问题，过一个时期再来研究。如何？

匆复。祝你们春节好！

田间上

196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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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同志的这封信，热情中肯，表达了他对青年作者的鼓励、关怀和负责态度，至今读来，犹感十分亲切。

作为一位严肃的诗人，田间同志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1981年春，我在单位图书资料室偶然读到1940年在重庆出版的一本刊物《七月》上载有他写于抗战初期的几首诗，我知道他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自己的诗选，便立即将诗抄寄给了他。第三天即收到他的回信。他说：“那是年幼之作，被朋友拿去发表的，稚气太多，见不得人。我在自己新编的《诗选》中，不会选入这些诗作的，习作是可以不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习作的过程，只能当作练习。不过你抄寄给我，这是你的关心。 ”

1982年4月的一天，我和安徽青年诗人李先轶（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第一本书的责编， 1988年3月病故）一起到北京后海北沿38号他的居所看他，诗人抱病热情接待了我们，亲自为我们端椅斟茶，他自己则坚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和我们长谈达3小时之久，谈诗，谈创作，谈生活，谈理论。他为诗坛涌现一批新秀兴奋不已。他说，新诗应该刚健、清新、活泼，有蓬勃的朝气；诗应该激人奋发，让人读得懂。他认为，诗一定要写得集中、凝练，长而空不好。天辰

田间同志一生出版了30多本著作，他的诗有鲜明的独创性，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年初，我的长篇叙事诗《伐夏爷爷的故事》再版之前，出版社建议，为扩大作品的影响，最好能请一位名家为之作序。于是我就试着写信给当时还在石家庄居住的田间，婉转地向他表达了出版社的意思和我本人的请求，出人意料和令我欣喜不已的是，不几天田间同志就将文章撰毕寄来，并在附信中说，他这篇文字“可否作序，由你斟酌，我毫无意见” 。一代大诗人对年轻作者的热情关爱和他的虚怀若谷、谦逊大度，令我万分感动，钦敬不已。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诗人田间是有独特魅力的。他的诗，语句短小精练，节奏感强，在诗歌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方面，在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做了不懈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在激烈的抗日战争中，他是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的热情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任何具有起码民族自尊心的中国读者，只要认真投入地去阅读田间同志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等以中华民族凛然的崇高气节和无辜者的鲜血凝铸成的诗章，心灵不可能不被深深地震撼。天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间同志写了十几本诗集和三部长诗， 《汽笛》收集了他1951年至1956年间的诗， 1956年、 1957年，他先后到内蒙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出版了《马头琴歌集》 《长诗三首》等十几部诗集， 1959年至1961年，他创作了叙事长诗代表作《赶车传》的续篇《石不烂赶车》 《蓝妮》等近两万行的鸿篇巨制。七八十年代之交，又出版了《清明》 《云南行》等诗集。足见田间创作之勤奋。田间一生出版了30多本著作，他的诗有鲜明的独创性，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5年8月30日，田间同志不幸以不足古稀之龄仙逝于北京，他走得太早了，他的逝世是中国新诗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时间过得真快，田间同志永远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值此纪念这位前辈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际，亲爱的诗人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继承前辈诗人田间同志的遗志，让新诗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